王笛在成都的茶馆做田野调查

在人们的普遍认知里，研究成都，特别是其近现代历史，似乎可用的材料非常丰富。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若要梳理成都的城市发展脉络，探讨其治理、经济与政治变迁，相关文献确实不少。然而，当我们试图深入城市肌理，探寻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时，便会发现可用的记录其实相当匮乏。以成都著名的茶馆为例，若要研究十九世纪的茶馆，我能找到的主要资料不过是寥寥数首《竹枝词》。进入二十世纪后，资料虽有所增加，却远未达到我们想象中的充足，不过自抗日战争开始，相关记载的数量出现了显著的增长。

我今天要讲述的，是1949年之后的成都茶馆。研究改革开放之前的茶馆，几乎完全仰赖于档案材料。但我的演讲将聚焦于1950年至2000年这个时间段，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相关的档案记录几乎难以寻觅。这一方面是因为留存下来的档案本身不多，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档案尚未达到规定的开放期限。根据国家的档案管理政策，档案需按批次和时间逐步公开。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00年这段时间，几乎没有可用的档案资料。我之所以能够完成《茶馆》第二卷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我亲自进行的田野调查，这也正是我今天要分享的核心内容。

王笛进行题为“城市的田野——以成都茶馆考察为例”的演讲 李显杨摄

让我们从我曾在茶馆中偶遇的一个故事开始。这个故事我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述，因为它生动地说明了，当我们反复造访同一家茶馆时，能够发掘出怎样的细节。

我第一次造访彭镇的观音阁老茶馆是在2015年。那时这家茶馆还不像现在这样广为人知，从成都市区打车过去大约需要四五十分钟。2015年秋天，我的茶馆考察工作已近尾声，因为我原计划只写到2000年。但当时为了给书籍配图，我去了观音阁老茶铺，拍摄了大量照片，这只是其中的一张（图1）。

图1 彭镇观音阁老茶铺，2015年秋

图2 2019年夏

四年后的2019年夏天，我再次前往。随后便是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整个2020年，我都在澳门。大约在秋天，我翻看2019年在观音阁老茶馆拍摄的一系列照片时，觉得其中一位老人（图2，右一）看起来十分面熟。于是，我重新找出2015年秋天拍摄的照片逐一核对，果然发现了他（图1，前排左一）。我将他的面部特征放大仔细比对，确信应是同一人，为此我还截图请朋友帮忙辨认。我有一位常去那家茶馆拍照的当地朋友，他也确认是同一人。我隐约感到这背后可能有一段故事：时隔四年，这两次拍摄都并非刻意针对某人，只是随意抓拍，却意外地记录下了同一位老人。

于是，我想回去寻访这位老人。但当时由于疫情，我无法从澳门返回内地，便委托四川大学的一位研究生前去寻找。我详细说明了如何寻找、具体地点以及要询问的问题。果然，这位同学第一次去就找到了老人。他还告诉我另一个发现：这位大爷姓甘，被称为甘大爷；而经常与他一起打牌的那位胡大爷，其实也出现在我的照片里（图3，右一）。我当时并未注意到胡大爷，是这位同学的提醒让我发现了这一点。后来，我通过线上方式进行了采访，包括采访了茶馆的老板。

图3 2020年秋

图4 2021年夏

2021年夏天，我终于能够返回内地。我立刻前往观音阁老茶馆，一眼就认出了甘大爷和胡大爷（图4）。我总共去过这家茶馆八九次，每次都能见到他们两位。我们从未约定，却从未错过。每次到访，我都会仔细寻找他们的身影。他们从未让我失望，大多数时候都坐在同一张桌子旁。即便偶尔不在同一桌，也必定在茶馆之内。

这引发了我的思考，尤其是在日常生活时常被打断的特殊时期。他们对我一无所知，却成了我持续观察的对象。我采访他们，了解他们的故事，他们并不在意我的提问，回答也常常漫不经心，相比于接受采访，他们更专注于手中的牌局。甚至当我告知他们我曾采访过他们时，他们或许也难以记起。

遇见他们，挖掘他们背后的故事，让我开始思考：对于一个普通人而言，一家茶馆、一个固定的空间是何等重要。他们在这里维持着每日的例行生活：清晨起床，来到茶馆，与朋友相聚，度过一天，这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由此，我总结出一个观点：日常，本身就是最宏大的叙事。

过去，我们总认为宏大的叙事必然与国家、民族、革命、改革等重大议题和历史转折点紧密相连。然而，当我们把视线投向普通人，便会发现，即便是普通人努力维持的日常生活点滴，同样构成了一种不容小觑的宏大叙事。从政府和国家的角度来看，确保国家每日正常运转，保障人民能够稳定地维持日常生活，这难道不是其最重要的职责吗？因此，日常即是最宏大的叙事。

照片中这个人原本是观音阁老茶铺的掺茶师傅，后来他自立门户，也在彭镇开了一家名为“张飞茶馆”的茶馆。我给他拍照时，他立刻摆好姿势，显得非常外向。如今他既是老板，也兼任掺茶师傅。

当我打算撰写关于茶馆的著作时，面临资料匮乏的困境。我想，如果我能搜集各种资料，并结合自己的实地考察，完成一部涵盖百年茶馆历史的书，便已心满意足。在我看来，尽管茶馆在成都司空见惯，当地居民日日相见，但真正对其进行记录的人却很少，连成都本地人也少有记载。记录茶馆的多为外地人或外国人。尤其是那些从北京、上海等地来到成都的人，他们常常带着批判的眼光，难以理解成都人为何能仅凭一杯茶就在茶馆里消磨一整天。我便这样零散地记录下这些观察。

对于写一本关于茶馆的书，我起初并没有太大信心，直到2000年前后，我在成都市档案馆发现了大量档案资料。尽管这些档案并非专门关于茶馆的独立卷宗，而是散见于警察局档案、同业公会档案、商业登记档案等多个类别中，但只要持续深入挖掘，相关资料便会不断浮现。但是，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到了改革开放后缺乏档案资料的时期，我只好像人类学家一样走进田野。这就是我今天演讲的主题：将城市视为田野。当我们提到“田野”时，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像赵世瑜老师那样深入偏远山区或乡村的景象。对我而言，这些大大小小的茶馆就是我的“田野”。

我也一直在探索自己的考察方法。我不清楚赵老师他们如何进行田野调查，我最初采用的方法与社会学调查有些类似。茶馆里汇聚了形形色色的顾客和从业者。为此，我设计了一份问卷，涵盖了收入、年龄、性别以及顾客在茶馆逗留时间等问题。

然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放弃了这种做法。有一次，我坐在成都府南河边的一家茶馆喝茶，遇到一群大学生正在做问卷调查。问卷内容是关于汽车的，涉及是否计划购车、购车档次、心仪品牌等一系列问题。我当时对国内汽车市场一无所知，旁边喝茶的人们也表示不懂，我不确定他们是真不了解，还是单纯不想被打扰。学生们则说，他们每人每天需要完成50份问卷，请大家帮忙随便填一下。碍于情面，茶客们只得胡乱填写应付了事。

这件事让我反思，我自己关于茶馆的问卷，很可能遭遇同样的命运。与其依赖他人，不如将资料收集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我所说的主动权，指的是确保所获资料的可信度。最终，我决定以一名普通茶客的身份，深入茶馆进行实地观察。

在进行考察时，我不携带录音设备，也不边聊边记笔记。我只是作为一名普通茶客，坐在茶馆里，与堂倌、老板以及其他茶客随意闲聊，话题不限。我的田野调查从1997年持续到2003年。在那个时期，成都的茶馆绝大多数都是小茶铺，人与人之间没有隔阂，陌生人也可以同坐一桌，与现在的茶楼不同。现在的茶楼，即便你独自一人，只要占了一张桌子，老板通常不会再安排他人同坐，大家之间保持着界限、分寸和隐私。但那个时候，人们只要坐下，就可以自然地开始交谈。

这种交谈就是闲谈，话题走向完全随机。当然，其缺点在于内容非常随意，缺乏中心，我并不知道能得到什么，也没有明确的目的。我当时想法很简单，就是将在茶馆中听到的、以及我与他人聊天的内容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下来。有时是聊天结束后，等人离开，我便独自在笔记本上详细记录；如果白天没时间，我会在晚上凭借记忆，详尽地记录下当日在茶馆的所见所闻。这样日积月累，便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资料。

转眼二十多年过去，如今再翻阅当时的记录，可以发现成都几乎已经完全改变了面貌。世纪之交，成都经历了大规模拆迁与重建。我后来写了一本名为《消失的古城》的书。城市本身并未消失，但作为一座古城，它的建筑、街区和格局已彻底改变。虽然成都还在那里，但作为古城的它已经不复存在。我的记录（1997年至2003年）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成都正在发生的一切，例如某条街道的原始样貌。我拍摄了大量照片，记录了诸如墙上的涂鸦等细节。然而，如今这一切都已消失。当时我觉得这些景象非常平常，记录时内心并无波澜。但二十多年后，当我重新翻看这些照片和记录时，内心受到了深深的震撼：就在我们眼前，一座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城市完全改变了。我在那里出生、读书、长大、教书、工作，但现在回去却找不到熟悉的路。作为一个“老成都”，我已经不认识这座城市了。这在我内心引发了情感上的触动，让我思考该如何看待这座城市，如何看待一座古城的消逝。

我详细记录了茶馆里普通人的闲谈内容。这正是这份记录的珍贵之处，因为我从中发掘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比如当时的茶价，我去过的茶馆，茶价有1角钱的，也有5角、1元的。我还曾去过茶价高达28元的茶馆，1角与28元之间的差距巨大，既有极为高档的茶馆，也有相当简陋的茶馆。当时开设茶馆所需的启动资金，有的茶馆大概需要5000元到1万元，这样一来，一个从农村来的务工人员便可以在偏僻的小巷或背街位置开设一家小茶铺。一家人甚至能够以此为生，逐步在成都扎根，这在现在是难以想象的。大规模拆迁重建之后，如果没有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的投资，开设一家茶馆将变得极为困难。当时，外来移民在成都拥有诸多机会，这些务工人员不仅限于参与房屋修建，茶馆中也聚集了许多以此为生的从业者，如算命先生、擦鞋匠、掏耳师傅等，他们几乎都是外来人员。

我也记录了人们在茶馆里聊些什么。在整理茶馆笔记时，我翻到了2003年7月3日那天的记录。当时我在一家小茶馆里。几位茶客正在热烈讨论当天凌晨法国队与意大利队在欧洲杯的比赛。尽管我不关注足球，但听到他们的讨论，我便记录了下来。他们提到，比赛初期意大利队先入一球，并一直保持领先。结果在比赛最后30秒，法国队扳平了比分；随后在加时赛中，法国队再进一球。几年前重新整理这些笔记时，我曾怀疑这段记录的准确性，但一经查证，发现我所记载的比赛过程与实际完全吻合。

我在茶馆里听到什么，就如实地记录下来，这可能是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也可能是服务员或茶客讲述的个人经历。例如，我曾记录过一位女服务员，她坐在那里与其他几位服务员闲聊，话题诸如“我儿子真是不争气，我给他买作业本的钱，他却拿去买饮料喝”之类，内容琐碎，表面上看似没有太大意义。但今天我们再来看，就能看到她所面临的家庭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另一位刚开茶铺的女老板，我问她为何开茶馆，她说自己是从体制内出来的，用政府给予的补偿金开了这家店。她提到女儿正在四川大学读本科，每年花费不小，以及女儿沉迷网吧的情况，包括在网吧的消费、餐饮和宿舍开支等细节。她说如果不是经营这家茶馆，将无法承担女儿读大学的各项费用。

此外，在全民经商的浪潮中，每家茶馆内都设有公用电话。那时，公用电话的收费标准为3角钱3分钟，若通话超过3分钟则收费6角，超过6分钟则收费9角。这些具体的价格信息在笔记中均有详尽记录。

当然，笔记里还记录了普通人的经历，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曾坐在一家茶馆里，看到一位老人提着菜，慢慢走到茶馆门口，也不买茶，就坐在门口的桌边开始择菜。女老板就在旁边，既不要求她消费，也不嫌她占了位子。这位老人可能在那里坐了一个小时，把菜择好后就提着离开了。我们知道，做小本生意，通常不消费是不让占用座位的。但我观察那位女老板，似乎习以为常，既不鄙视，也不催促，就让她坐在那里，这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包容。

我也观察到老人对茶馆的依赖。我在茶馆里和老人聊天，有些退休的老人会坐在这里打牌。成都曾有一座文博大茶园。2003年，我在这里目睹了一个中老年团体在此高唱红歌、跳秧歌舞的情景。如今文博大茶园已不复存在。虽然大慈寺里面还有茶馆，但规模已经大大缩小了。因为大慈寺是文博单位，而原来的文博大茶园占据了三个殿和中间的天井。既然是文博单位，就不能再让茶馆占用古建筑。

成都有名的老人，像车辐、流沙河他们，过去常在那里定期坐茶馆。文博大茶园的格局和氛围，我认为已经成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它比保护那个大殿